甘忠荣
甘忠荣,成都人,196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。(现西南政法大学)毕业后分在贵阳市省级机关工作。次年底因支援三线建设,怀着满腔热情到六枝特区(当时为矿区)。先在公安、后在法院工作。因有写作爱好,对法学和司法有研究兴趣。在任职期间,常挤时间侧重在法学领域向国家级和省级刊物投稿 ,幸被一再刊用。(京、津、沪、及本省)也多次接到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(法学方面)的邀请。相当一部份编辑部、出版单位来函联系将拙作收入所编丛书(如《中国跨世纪改革发展文献》等等)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成都读中学时,由于受历史老师孙老师养鸽(外籍鸽;有“原环鸽”)影响,而养孙老师能飞数百公里的“洋鸽”。参加工作后,也时断时续养。养时,每年均高位获奖。(前十名;冠亚军也曾多次获过)也曾被选为鸽会负责人。因有养鸽爱好,历来又有留意搜集赛事报道、有关种、养、训以及研究信鸽文章、书、刊的习惯。作者养鸽,纯属中小学爱好的延续。参加工作后时断时养。 是娯乐型从不是重金引种。从未用高价买鸽。但在贵州高原,(王伟克先生称的:“不适翔地区”)育出了从武汉国家赛飞回六枝属千公里级的信鸽。(云、贵高原千公里难飞)在公棚,五百公里决赛也入围获奖。在本地也夺得过三关赛冠军(柳州至六枝450公里当日归;也是单关冠军;系该千公里雌之直女)。因故,还在献余热。  因长期从事法院工作,作了应作的工作,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笔者“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建设做出了贡献”,受到颁证表彰。  我国信鸽竞翔活动起步晚,尚处于初级阶段。与赛鸽强国存在巨大差距。(尚无一个举世公认的快速中、长程品系。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。)鸽界面临的历史任务是:我国如何由世界第一赛鸽大国迈入赛鸽强国。虽然任务艰巨、道路漫长。但不举步不行啊 。不才愿为此呐喊。就此打住 。      甘忠荣先生联系方式联系地址:贵州省六枝特区人民法院  或寄:贵州省六枝特区平寨镇文化路(加手机号会收到)邮 编:553400宅 电:(0858)5324623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手 机: 13885876696            Email: ganzhongrong@126.com 加入时间:2007-06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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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改为什么走不出死胡同?

时间:2016年03月18日    浏览:评论:0
      医改为什么走不出死胡同?
    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两会上指出,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正走向死胡同,医务人员利益受损,集体沉默已从医改的主力军,被迫成为“阻力军”。钟南山呼吁由政府掏腰包为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提供合理的薪酬,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,改善医患关系,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。
    钟南山建议国家财政在医疗卫生的投入由目前占GDP的5.5%增加到6.5%。“由政府负责全部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收入,约需要增加GDP的1%,这个投入是合理的。”钟南山指出,中国医疗投入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,甚至低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。正是由于过去多年财政投入不足,中国医院靠市场化运营,逐利性明显,导致以药养医,大医院人满为患,加剧医患矛盾。
    以医生收入为例说,中国大医院医生的收入只有两成来自政府,其他八成是靠扩大病床、多看病人,增加检查费等市场化途径获得。市场化压力下,如何创收就成了医院院长首要操心的问题。钟南山无奈地说:“中国的院长们碰在一起,考虑的是医院的收入问题,而国外的院长碰到一起谈论的是开展了什么新技术,取得了什么成就。”
    钟南山强调,医改的核心是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。“从政府那里拿钱来, 表面上看起来是大锅饭,但实际上解除了以药补医,分解收费,不必要的检查、药物等等,这些不合理收费都是有意无意来自这个引导。”“如果中国的公立医院一心想着挣钱,中国的医学事业还怎么发展?”
    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,说起来很容易但推动却很难。去年4月1日,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组第11次会议,在会上,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破除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,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,着力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。习近平亲自上阵抓医改,意味着改变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太难太难了!毫无疑问,只有破除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,折腾了数年的医改才能走出死胡同。
    前不久,一女孩在北京看病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曝光,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,女孩控诉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,排第二也挂不了号,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,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有挂到号。这种丑陋的现象,在北京乃至各大城市的大医院早己成为常态,有关主管部门也很清楚,只是视而不见。
   公立医院在制度设计上采取的是这种背离人性的做法,在实际运行过程中,“地下市场”活跃,导致与公立医疗体系对应的分配法则“排队”失灵。所谓的“公立”,这时已经名不副实,成了四不像。“公立”在现实中的破产,也导致了黄牛的活跃。
    目前的医疗体系非公立也非市场,在这种体系中,信息不透明,病人在正常的支出外不得不额外再支付费用,比如高额挂号费、红包等,而所谓名医又可以两头获利,既占有公立医院之便,又利用黑市为自己捞取利益,托关系,找后门等各种腐败在公立医院泛滥成灾。
    牵动千家万户的医改搞到现在,公立医院挣钱的机制并没有任何改变,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如故。也就是说,声势浩大的医改只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。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在一个医改研讨会上指出:根据各方调研和公开的数据,医疗费用从2008年的1.2万亿,2014年增加到3.6万亿,医疗费用增长远超GDP的增长,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解,医改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。
    几乎每年“两会”召开期间,医改这一事涉全民的话题都会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,新医改实施6年来,整体环境与医改目标并不一致,在为人民币服务的背景下,要扭转医院的趋利机制,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卫生部主要官员也坦言:医疗卫生机构这种“趋利”机制不改变,未来中国医生可能彻底迷失方向,不知道如何做好医疗服务,也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良心和良知。
    人们或许还在留恋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公立医院,改革开放后,由于财政吃紧,于是部队经商、教育收费,医院挣钱,让医院挣钱缓解财政困难本是一个短期政策,没想到变成了长期政策,就象当初高速公路收费还贷一样,贷款还清了,收费的机制却延续下来。当医院和医生都沦为收费机器,中国医院和医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。
     “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”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之一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曾指出,正是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利用了市场化机制,才导致现有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,使得处于高端的城市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,而低端机构,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、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,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。
     中国过往的医改,最大的成果也可以说最大的悲哀,就是帮助政府卸下了所谓的财政包袱,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本该是财政的应尽责任,但中囯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发展极不成比例,以2000年为例,发达国家财政负担了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3%,新兴国家财政负担了70%,最不发达国家财政负担了59.3%,其他发展中国家财政负担了57.2%,而中国财政只负担了39.4%。
     从1980年到2003年之间,中囯个人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从21.2%急剧上升到55.5%,甚至在2001年以后超过了60%,中国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明显低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,并且呈历年下降趋势。更为严重的是,这么少的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大多也只是用在了公务员身上。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,中国每年上千亿医疗卫生支出,80%都花在了党政干部身上。2006年,中央财政投入公共卫生经费1190亿元,其中的952亿元,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,另外13亿人只分享了区区的238亿元。
     “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”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做出的战略规划和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。这是200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,纳入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。2000年,中国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总体小康目标,但“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”的目标离我们却越来越远! 
     是什么原因导致医改走不出死胡同?最初的医改本是为了减轻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负担,所以医改是为了实现财政减负的目标,医改并不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,也就是说,所谓医改,是政府的方向错了,目标当然也就跟着错了,一旦医改的目标不是为人民服务,这样的医改理所当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反对。
     医改搞到现在,政府、医院、医生、药商、病人、医药代表都不满意。似乎大家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,也就是说,不仅病人是受害者,涉及到的每一方,都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。其实医改很简单,预防、看病、吃药、报销,如果政府下定决心,愿意为人民服务,就完全可以做好。如果不改变公立医院的挣钱机制,所谓的医改只有死路一条,只会加速恶化医患关系,使老百姓看病更贵看病更难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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