违规作弊的代价

违规作弊的代价？

    1981年，我国颁布了第一部“刑事诉讼”以来，经历了长达30年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和实践的过程。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秩序稳定。明确了违规违法的成本和代价，使有法可依，违法必究。

    由信鸽爱好者所形成的竞赛活动这一专属群体，由于“特比环”、“大奖赛”的兴起，使原本“爱好和乐趣”产生了质的变化，存在利益及利益纷争的信鸽社会，需要有规则可循的秩序作为保障。然而，破坏正常竞赛秩序的头号天敌，就是“作弊”。

    道听途说的“作弊”多了去了，甚至有鼻有眼、有名有姓：

    （1）曾经发生网上热议的“非正常飞行”而涉嫌作弊，认定作弊者认为：正常天气，超速半小时，几乎不可能。反对作弊者认为：只要按正常程序和规定集鸽验鸽，成绩有效。上海信鸽协会认定成绩有效，并无不当，因为凡事需要证据。

    （2）某年1000公里比赛，***买单鸽友发现了作弊并提出异议，该作弊成绩被取消。看似息事宁人，由于提出异议的这位鸽友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而沉默，失去了将作弊者公诸于众并付出作弊成本的机会。（如果这一作弊案例非道听途说，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案。）

    （3）直至2010年的上海各项大赛中，几乎经常发生“名次被取消”的事例，但为什么被取消成绩知之甚少，也没见鸽协官方公示原因。其中可能存在的故意作弊者因故没有得逞，也没有付出任何作弊代价。

    （4）记忆犹新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名争议事件，尽管认定作弊的鸽友占有很大比重。然而，缺乏直接证据的分析和猜测，显得苍白无力，成绩有效当在情理之中。
    ……
    还有很多“道听途说”涉嫌作弊的故事，尽管这些故事缺乏直接证据，尽管这些道听途说不能影响成绩有效。然而，认定作弊者几乎都已有几十年养鸽、赛鸽经验和竞赛所积累的常识，经过主观判断以后，得出的结论。尽管以经验和常识所作出的主观判断在直接证据面前不堪一击，然而，以经验和常识判断“超常规”、“超惯例”、“超常识”还有一个度和量的问题，左右判断是否正确的概率。

    在外贸领域，中国企业已经接受并认可国际惯例的概念，法院打官司是打证据而不是事实。据此，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“超常规、超惯例、超常识”的争议——成绩有效不等于成绩真实。

    “有效不一定真实”本身，迷雾重重，是一个不确定的认识，自然会在鸽界产生矛盾，会对信鸽协会这个裁判信任度大打折扣。如果我们一定要追究造成谜团的责任人，非信鸽协会莫属。因为在上述四起实例中，信鸽协会的行政和补充规则、解释规则工作滞后，才导致“鸽协拍脑袋”、“鸽界环境迷雾重重”。

    超常规、非正常飞行产生争议已成事实，客观的说：“缺乏证据的主观认定不可取”，“成绩有效并无不当”。然而，集鸽过程？个别裁判？区鸽协领导？是存在一些疑问的焦点。无独有偶，产生争议的例①、例②、例④，全部是各区集鸽的比赛。

    作为信鸽协会，广泛征求鸽友意见、集思广益、遵循并补充和完善有针对性的规则及纪律，发动鸽友群体监督，抑制任何可能出现的“内外勾结”，使上海的竞赛成绩无可争议，实乃“鸽协”常务行政工作。

    每次取消名次的原因，理应客观真实的公诸于众，并形成惯例，可以有效抑制极个别意欲作弊而畏惧公示的人。可以制定违规作弊的处罚细则，使“作弊”有成本，作弊必须付出代价。反之，取消名次不了了之，使其中真正的作弊者没有任何越雷池一步的压力，也不需要付出东窗事发以后的代价。

    破坏竞赛秩序最为可怕的敌人，就是鸽协领导和裁判中极个别害群之马，当一些疑案的嫌疑人集中于某一个人，就不是“道听途说”这么简单了。鸽协的领导和裁判缺乏点责任感、原则性不强、比较圆滑等等，都可以接受和理解。如果主观故意的参与作弊，就是害群之马。但愿上述例②是纯道听途说，如确有其事，当属上海赛鸽环境的隐患。

    杀人偿命、欠债还钱、违法必纠，实乃天经地义，信鸽比赛中的作弊者理应付出代价。目前，各省市信鸽协会尚未出台处罚细则，即：根据不同程度、不同情节、不同标的、不同等级比赛的作弊者，出台一部可以对号入座的《作弊处罚规定》，使鸽协处置突发事件、作弊案例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。辅以完善并细化以后的《集、验鸽规章制度》，既体现上海信鸽协会的管理和行政能力，又能使上海鸽事环境更和谐、鸽友心情更舒畅、迷团和争议越来越少。何故而不为呢？